《想想论坛》爱国主义与战争的距离:佐多稻子

2020-06-10

《想想论坛》爱国主义与战争的距离:佐多稻子

本文作者为邱振瑞,原文标题:【日晷之南】爱国主义与战争的距离——佐多稻子,由想想论坛授权转载。

在同属日本普罗文学作家阵营中,尤其面对反战和支持战争的良心时刻,无论是其从作品探讨或者思想立场来看,宫本百合子和林芙美子都比佐多稻子更多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让研究者重返于那个历史时空下,置于客观性的历史舞台进行评价。只不过,我们不禁要追问:为何佐多稻子的作家经历较少被提及和检视呢?这是否意味着作为爱好文学的读者公众,从其生涯和文学经历做实证性的考察?又或者我们可以从中看见战争时期特有的历史镜像,进而找到如康德所言「人性这根曲木绝对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的答案?

《想想论坛》爱国主义与战争的距离:佐多稻子命运流转

小说家佐多稻子 1904 年出生于长崎市,由于父亲岛田正文母亲高柳由纪在中学生时期偷嚐禁果,使她提早来到人世间报到,但亦因为这个缘故,她出生后不久,被送往祖母之弟家里作为养女。1911 年 4 月,她就读长崎市胜山普通小学,8 月母亲去世。1915 年 10 月,其父亲辞掉在长崎三菱造船的工作,举家搬到东京的本所向岛与表叔佐田秀实同住。当时,佐田秀实正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是一个颇有才气的文学青年,参与过岛村抱月的「艺术座」剧团。问题是,其父亲始终没有工作,家境陷入困顿。

后来,她转学到向岛的牛岛小学(与诗人堀辰雄同校),不到两个月即休学,只念到小学五年级,即到和泉桥一家牛奶糖工厂当童工。在那之后,她做过许多差事:浅草的荞麦麵店、上野的高级料亭,以及丸善百货洋货部的店员,可谓经历过各种生活磨难。1924 年,她与富豪的独生子结婚,婚姻生活维持不到一年关係破裂,为此一度自杀未遂,最终以离婚收场。其后,她为了维持生计,一度在本乡动坂的「红绿咖啡馆」当过女侍。但正是在这个地方(如位于台北市武昌街的明星咖啡厅)和机缘,促成了一个年轻女性的文学愿景,因为创办文学刊物的青年诗人都聚集在「红绿咖啡馆」,在此编织属于他们时代的文学梦想。

《想想论坛》爱国主义与战争的距离:佐多稻子文学机缘

事实上,佐多稻子比同侪者更早获得了文学方面的启蒙,就读小学期间,当过班长又热爱阅读,经常进出图书馆阅读西洋童话故事或杂誌小说等,无形中奠定了小说写作的基础。1926 年 4 月,文学刊物《驴马》杂誌创刊,如中野重治、洼川鹤次郎、堀辰雄(代表作《起风了》)、西泽隆二等,都是其重要成员。佐多稻子因为这个机会,成为《驴马》杂誌的同仁,并受到他们的文艺思想的熏染。不仅如此,她结识了菊池宽、久米正雄和江口涣等知名作家,得到诗人室生犀星和芥川龙之介的精神奥援。

确切地说,《驴马》的成员们有着高尚的文学抱负,追求至高的艺术性。1922 年,22 岁的佐多稻子与该杂誌成员洼川鹤次郎结婚了,并开始在《驴马》上发表抒情诗歌。1927 年前后,《驴马》的同仁除了堀辰雄以外,几乎全部投入当时兴起的普罗文学运动,佐多稻子也受到影响,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着述,相信无产阶级文学足以改造世界的乌托邦梦想。1928 年 2 月,她根据亲身经历创作了首部短篇小说〈牛奶糖工厂的女童工〉,在中野重治、洼川鹤次郎的鼓励下,是年 4 月发表在《普罗》杂誌上。这篇作品问世后,获得文学界的好评,其后被收录改造社出版的《新锐作家丛书》,进而奠定其新进作家的地位。顺便一提,作家黑岛传治所加入的普罗作家联盟之后,其作品发表在《战旗》杂誌上,吸引诸多读者阅读,该杂誌发行印量高达 2 万 6 千部,形成了另一波奇特的文学高潮。

日本共产党的作家们

在那以后,佐多稻子与中条(宫本百合子的旧姓)百合子等女作家,担任日本普罗作家同盟妇委会委员,以及《劳动妇女》杂誌编辑委员,有了更多刊物编辑的历练。1932 年 4 月,佐多稻子正式加入了日本共产党,与此同时,又与转入地下工作的小说家小林多喜二、作家宫本显治(日共领袖)等开展组织活动。在此期间,佐多稻子在《文学新闻》发表短篇小说〈千人针(护身符)〉,反战立场极为鲜明,仍然创作不辍,继续发表了五部作品:〈干部女工之泪〉、〈祈祷〉、〈小干部〉、〈怎幺办?〉、〈强制归国〉,刊载于《改造》、《文艺春秋》和《中央公论》杂誌上,这些作品取材于东京的棉纱纺织厂的劳资争议,反映出当时劳资对立和写实主义作品的图景。然而,从 1932 年 3 月至 4 月,随着文化联盟的运动遭到政府镇压,许多左派作家被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究责,如中野重治、蔵原惟人、中条百合子都遭到检举拘留,而这些因素造成其内部(路线)意见分歧。

《想想论坛》爱国主义与战争的距离:佐多稻子转向的季节

从日本文学的发展史来看,1933 年之后可说是极为关键的年份,许多激进的左派作家纷纷遭到当局逮捕,其中以作家小林多喜二被思想警察刑求致死的事件震撼社会。此外,日共领导人佐野学和锅山贞亲在狱中发表「转向声明」,引来了言论思想界的轩然大波。

佐野和锅山是日共中的实力派人物,但就在那年秋天即将举行上诉审判之以前,他们二人却突然宣布转向,这突兀的举动给日共的群众运动留下了巨大的谜团。

有关作家转向的消息,各家报纸都予大幅披露。譬如 1933 年 10 月,《都新闻》即以「片冈铁兵假释」为题报导说:「片冈铁兵是着名左派文坛中的宠儿、新感觉派的健将,与横光利一齐名的小说家。他因受到 1930 年 2 月事件牵连,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进言之,类似佐野学和锅山贞亲的思想转向声明,不仅在政治领域上引发震荡,还直接影响这一时期的文学趋向。在昭和文学史当中,这些现象被归纳为「转向文学」,等同于作家在面对国家权力压迫下,自己所做出的思想姿态立场。

研究者普遍认为,初期的转向小说,多半採取私小说的形式来表现,透过隐微「告白」的方式,点出小说人物思想转向的身不由己,较为缺乏实质性的内容,这种余白成为私小说的特徵。例如,岛木健作的《癞病》、《盲目》、村山知义的《白夜》、洼川鹤次郎的《风云》、林房雄的《青年》、武田麟太郎的《银座八丁》、高见顺的《应该忘故旧》等作品,都作为转向文学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正如鹤见俊辅在《共同研究 転向》(思想の科学研究会编)中指出的,「转向」这个词是司法当局首先使用的,这意味着当局将个人思想倾向改变到当局认为正确的方向。」显然的,

以作家德永直(着有《没有太阳的街》)为例,他即表明不希望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要专注写作而决定离开作家同盟。接着,几位主要作家纷纷求去,作家同盟失去了运作功能。1934 年 2 月,当时日本普罗作家同盟的书记长鹿地亘决定解散该团体,于 22 日发表了「纳普解散声明」。

《想想论坛》爱国主义与战争的距离:佐多稻子

但话说回来,佐多稻子加入日共的文学阵营以后,其激进思想和机关刊物的特性,不可避免地为她们带来了牢狱之灾。1935 年 5 月 11 日,她们遭到检举「加入普罗文化联盟,担任《劳动妇女》编辑,与宫本百合子等左派作家声息相通,在各种杂誌发表带有激进思想的作品,」因而被拘禁两个月。之后,风波尚未停住。尤其,1937 年爆发九一八事变,中日战争全面进入「泥沼化」的第四个年头,使得日本国内的政治情势更为紧绷,任何可能危及军部士气的文字论述,或者激进的思想领域都受到极大的压制。
是年月 18 日,佐多稻子因违反《治安维持法》判处两年徒刑缓行三年。有些原本反战的左派作家,基于时代的大潮或生命安全着想,开始转向支持政府当局的立场,甚至当起从军记者到战场採访,撰写激励日本士兵的文章。这包括出身于日共作家文学阵营的佐多稻子。1937 年 10 月,她在《战争与女性》发表了〈女性们的变化〉,即可视为明显的转变。

作家们的殖民地之旅

时序进入了 1938 年 8 月,佐多稻子发表了一篇随笔〈妇女在战时体制下的作为〉,旨在回应当局的政令:「由于战争时期物资短缺,家庭妇女应该节约用度⋯⋯」。其后,她发表的〈从和平产业到战时体制〉的文章,进一步地迎合当时的国家政策:「亦即日本男性工人被徵召上战场打仗,留守大后方的妇女们,尤其是那些经济自立的职业妇女,愿意到军需工厂工作精神令人可佩。」换言之,佐多稻子这种暧昧的言论倾向,当局更有理据地邀请她前往战地慰劳士兵。但是,同阵营的宫本百合子和中野显治则不同,他们拒绝了这个爱国主义捎来的请柬。在佐多稻子尚未前往战场之前,1940 年 6 至 7 月,任职于朝鲜总督府铁道局的滨本浩就邀请佐多稻子和壶井荣到朝鲜旅游。

此行结束后,同年 9 月 16 日至 29 日,佐多稻子随同大佛次郎、林芙美子、横山隆一等作家,以「纪念满洲国建国十周年 朝日新闻社派遣、关东军报导部后援、大后方文艺奉公队」的成员身份,前往了满洲各地劳军旅行。翌年,5 月 6 日,纪念支那事变五周年,以新潮社《日之出》特派记者的身份,与真杉静枝前往中国中部劳军。同年 8 月,佐多稻子「受到军部徵召,与林芙美子、小山系子和水木洋子等女作家,前往了新加坡和苏门达腊。」

作家到殖民地旅游和随着军队前往战场报导所见所闻,意外地为时代留下某种史实的梗概。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作家笔下的人物事情,仍然有其时空的制约。1942 年以后,佐多稻子倾向报导的写实风格,好比在〈飞往天空的雄心〉的随笔中,她毫不掩饰地说,「我们的士兵正在中支战斗啊!」、「如果日本全国的妇都能乘坐飞机的话,那该是多美好的事呀!我相信那些在战地艰苦战斗的士兵们,也想让他们的日本妇女同胞看见他们的英姿吧」。

佐多稻子除了撰写鼓励日本士兵的随笔之外,在这个时期,其两部小说《年轻的妻子们》和《台湾之旅》,同样反映其个人经验和带有历史修正主义的痕迹。《年轻的妻子们》这部小说最初于 1943 年 9 月至 11 月《妇人公论》上连载,翌年 6 月,出版了单行本。只不过,这部小说出版时内容重新改写,如她在该书的前言表示,「所幸,我去了南方(南太平洋),作品的舞台得以延伸到那个地方。在所罗门方面,日本军取得巨大的战果,让全体国民的情感为之沸腾起来;随着日本军在南方的战事告捷,日本人的希望也因此延伸到了南方。」

《台湾之旅》这部小说共分四次,在《台湾公论》上刊载(1943 年 9 月至 1944 年 1 月),1948 年 10 月收录入《我的长崎地图》一书里。佐多稻子在这部小说里,这样描绘怀抱理想的普罗小说作家:「藤田先生以优异的成绩自帝大毕业,但其家庭好像发生了许多变故。因此,他辞掉医院安定的差事,选择来到街坊诊所看病。藤田先生经常自嘲,他来到台湾以后,友善地与台湾人交往,成了他心中最大的慰藉。」接着,其笔锋指向另一名作家,「⋯⋯我记得台湾有个为底层人物发声的普罗作家。现在,他以经营园艺维持生计,一面热情地投入创作,我深深被其精神感动。原来,在这小镇上,竟然有那样聪明而善于种植花卉的普罗作家。」然而,佐多稻子在《台湾之旅》中,几处偏向同情左派作家处境的描写却遭到删除,改为其他叙述。根据版本学专家指出,这种因时代制约下的书写,不仅出现在佐多稻子的作品中,台湾作家杨逵其名作小说〈送报伕〉的结尾处,同样出现过被迫改动的无奈。

《想想论坛》爱国主义与战争的距离:佐多稻子作家的功过

二战以后,佐多稻子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但因其在战争时期支持当局的战争立场,一度被指责立场摇摆并受到严厉批判。1946 年 1 月,在新日本文学会的「创立大会报告」中,得出了坚定反战(与帝国主义战争对抗)的作家名单:秋田雨雀、江口涣、藏原惟人、洼川鹤次郎、壶井繁治、德永直、中野重治、宫本百合子等等」,佐多稻子就被排除在名单之外。当然,这份名单的呈示,未必就取得与会人士赞同。以壶井繁治为例,他于战争期间虽然有所抗拒,但仍然有若干支持战争的言论。更準确地说,日本作家在战争期间因国家权力的压迫因而思想转向,写出迎合统治当局的言论、顺应大潮当个歌德派文人,亦是众多软弱人性中的真实反映。

或者可以坦言,我们作为那个时代的旁观者,有时很难测量那些爱国主义者与战争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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